中国近代体育义赛的兴起及其社会效应（下）-公益时报网

从慈善参与者的结构观察，近代体育义赛促使慈善主体从政府主导转向社会多元协作。中国传统慈善主要依赖官方机构，民间慈善力量相对薄弱。而近代体育义赛通过整合政界、体育界、文艺界、工商界、学界等不同社会力量，出现了多群体跨界联合办赛的现象，一场比赛往往汇聚多方资源。例如，1939年1月，中国新闻记者公会为筹赈难民举办的足球义赛，“派伶星足球队出场，与记者足球队对抗……派出女生担任表演各种新异体操，并有男生举行各种惊人表演……劝销奖券者，则请女明星与名媛担任”。这形成了跨阶层、跨行业协作的社群网络，这种结构转型打破了传统慈善的阶层界限，加速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现代化进程。

推动中国体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[...]

有学者指出，“体育义赛表演是严肃的爱国行动”。体育义赛突破了传统体育的教化与娱乐功能，发挥了体育在强化国家民族认同和社会动员方面的作用。全面抗战时期，《南华日报》《大公报》等报刊将赛事宣传与民族救亡紧密结合，赋予体育义赛更深层的意义，指出“义赛一方面可以在抗战期中站在体育的岗位做些救亡工作，一方面可以增加港澳间侨胞们的情感和团结精神”。1938年10月，星队、中青队、南华队、钟声队四团体联合组织篮球筹赈义赛，《大公报》发出“体育界救国，不应落人后……救国要紧，有力出力，有钱出钱，实不容多加考虑了”的呼吁，有效激发了民众的参与热情和爱国捐赠动力。全面抗战爆发后，球王李惠堂曾辗转于“广东的韶关、五华、重庆、成都、昆明等地，共举办了138场义赛，全部收入用于捐助救灾”。这展现了强烈的爱国情感和社会责任感。由此可见，体育义赛不仅超越了身体层面的“体育救国”，而是将体育与民族情感紧密相连，把体育义赛转变为民族主义爱国实践，完成了体育社会功能的战略升级。例如，在九游会登录入口的相关研究中，也强调了这种转型对现代慈善模式的启示。[...] 由此可见，中国近代体育义赛在慈善理念、救济范围、慈善主体、募集方式、技术手段等方面均与传统慈善活动不同，突破了传统慈善的局限性，有力推动了中国传统慈善与体育事业的现代化转型。